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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桌精英是由圓桌出版與精英文化動力出版社合作組成的香港年輕出版社,延續圓桌出版的出版概念,亦促進新思想的碰撞。

【試讀】我們、現在、這裡──論述的極限作為想像的開始

80前後:超越社運、論述與世代的想像

這本書並不是解答甚麽是80後。如果80後能夠被論述捕捉的話,那80後幾乎是一個可以預測的運動,也即是說它本身已經是一個極限,它所提出的問題是能夠技術性地解決。如果這本書是想將「80後」重新變成一個爭論性(polemic)的話題,那麽這篇結尾便是將這本書本身問題化(problematize)。而「問題化」意味著它要將前面的文章的陳述再次變成問題,然而這並不是批評前文,而是讓讀者在流水式的意識中停下來再思考。這裡我建議不只是將「80後」理解為一個基於物質條件上的政治運動(而非討論80後所追求的是物質還是非物質),同時也是一個形而上的問題,也即是精神自我醒覺過程的轉捩點。但這樣說,並不是為80後找一個理論,因為80後或許根本不需要任何理論,它需要的只是catalysts以及能締造更多連結的initiator。

從「特殊性」到「普世性」

「80後」一詞在香港流行是六四二十週年開始,一個似乎被人物、時間、地點所限制的「特殊」(particular)現象。這個現象的前提是它建議去「否定」(negate)當前的社會結構,無論是勞工、土地、政府還是基本生活。但這個「特殊性」的「我們、現在、這裡」在語言上卻有一個「普遍性」(universality),因為「我們」是包容性的(inclusive),「現在」是每個我們當下審視的時刻,「這裡」便在我們腳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80後」並不是一個特殊性的否定,而是一個普遍性的否定,它並沒有時間的限制。而這個否定的過程,我們可以視之為歷史的自我醒覺(self-consciousness)的一個過程。
另一個普世性在於它沒有地點的限制,特別是在全球化的市場經濟的一體化,這個精神在香港自身的醒覺過程中和世界掀起的反新自由主義的社會運動接軌。二零零八年的金融危機之後,新自由主義作為幾十年來主導的經濟論述以及意識形態,在G20高峰會中被否定。然而扎根了幾十年的論述並不能一下子便被根除,事實上如果我們觀察歐洲在金融危機後的變化,我們不難發現右翼反而佔上風,而新自由主義主導的政策變本加利,二零一零年以來,歐洲的示威潮不斷。二零零九年春天在倫敦Birbeck College舉辦的哲學研討會「On the Idea of Communism」的與會者竟有上千人。

在歐洲,因為社會主義的傳統,反市場化、私有化的社會運動都一直在進行著。然而,這種反市場化、反經濟主導的社會運動,在香港一直都是被壓制的,因為「自由市場」一直被深信為香港成功的重要因素。事實上,香港和新自由主義的親密關係,可以追溯到一九五五年芝加哥學派的旗手弗利德曼(Milton Friedman)首次訪港的所思所感,以及一九六三年他再度訪港與時任財政司郭伯偉(John Cowperthwaite)商訪香港實行自由市場,到一九九七年他認為香港為最重要的新自由主義實驗,而美國必須向香港學習。在這種意識形態之下,大多數的「知識份子」以捍為「自由市場」為己任,甚至將一切社會貧富懸殊問題也理解為「自由市場」的執行不當。

「80後」這個醒覺的過程將歷史推向一個新的辯證關係,它意味著一個年代的過去。以我自己的語言來說,則是「獅子山精神」的徹底瓦解。關於這一點我在《本土論述2009》的長文〈獅子山精神的批判〉有很詳細地描述,在這裡簡單地可以歸納為兩個步驟(steps)。首先香港七、八十年代經濟發展得益自新自由主義政策,它合法化個人作為一個企業(enterprise),或者賺錢的源泉(earning stream)。在馬克思的分析裡,我們見到勞工和生產力的關係是:生產力=工人的數目x工時。但在新自由主義經濟裡,工人的生產力並不是數量,而是質量,也即是每個工人都可以成為獨立(independent)以及獨特(singular)的賺錢源泉。這也即是「多勞多得」的獅子山精神。

其次是隨著新自由主義進化到金融化的階段,金融投機(financial speculation)開始普及化,而「多勞多得」的勞工美學已無法維持這個改變並不僅是說愈來愈多人加入投資行列,而是說週遭的環境(生活、勞動、經濟等)已發展到一個由投機主導地步。在香港最為顯著的投機當然就是房地產。政府在這個投機過程裡,擔當十分重要的位置。我們固然可以將其理解為中國人「關係政治」中的 「官商勾結」,也可視自為一個形式上(formal)以及結構上(structural)的問題。

這個結構美其名曰「大市場、小政府」,在「獅子山精神」的年代,我們可以理解為一種有效的管治模式。它以行政為市場開路,將個體生存轉化為經濟動機。用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語言,我們可以理解為一種昇華(sublimation),也即是將欲望(libido)轉化為對社會有用(socially useful)的能源(這同時也是一種壓抑)。在這種生產模式底下,個體和市場都在政府的有效控制(control)之下,政府可以享受它的「小政府」位置,而需要處理的是在偶爾的「例外」(exception)。在投機經濟的年代,我們見到的是「例外」成為了控制或操縱的中心。投機經濟的「昇華」不再是「多勞多得」的線性成長,而是逗玩風險(risk)的非線性增長。「例外」是「風險」的物件(object),它並不跟從規則,而是機會以及統計。也即是說它並沒有一個正式的結構。欲望的投資(libidinal investment)在這個情況下純粹變成了金融投資(financial investment),抽象地來說,我們可視金融危機為一個它無法處理自身物件出現的狀態。

「我」和「我們」

以上所描述的辯證並沒有為80後定義,而只是視其為一種歷史精神自我覺醒的過程。它並不涉及一個傳統本體論的(ontological)問題,也即甚麽是「80後」。傳統的本體論視「存在」的問題為「那裡是甚麽?」(what there is?),也即是將「存在」轉化為「手前之物」(Vorhandenheit)。在「反高鐵」事件之後,政府居然提議委託知名學者研究甚麽是「80後」,期望見到一份份報告,記載著一系列民調的結果(其中包括80後是不是因為沒有會所和泳池失望等等)。同時我們見到一批批學者走出來自建議到底是「物質」或是「後物質」,似乎物質與非物質是可以分開,而是是階段性的。「科學」地定義「80後」的問題在於,它企圖將80後視為一個特殊的(particular)的現象,以為這是一個技術上可解決的問題。「技術上」的意思是可以經過小幅度的政策調整、協商、補助可解決。這種定義方法忽略了它所代表的時代精神,以及它的普世意義。這種科學觀常常走向一種保守的、實用的回應,它所提儀的解決方法有時不單不是一種進步,而且是退步。退步的地方在於它過於框架化,跟從一種無法隨時間同時進化的價值以及分析。

另一種說法則以後結構主義的說法,例如李祖喬、黃宇軒一文指「80後」其實是一個「空洞的能指」(empty  signifier)。它指出如果我們將其視為「空洞的能指」的話,那我們便可以將「80後」理解為一個包含性(inclusive)的反殖社會運動。因為它並不是指哪些人,而是一個共同(common),這個共同並不局限於理念,它同時可以是語言、血緣等等。這種理解重要的地方在於它將「80後」從主詞-謂詞(subject-predicate)的理解,提昇為一個形式結構(formal structure)的問題。這一點常是社運界所忽略的,也是一個只講實踐不講理論的問題。

李、黃為我們指出了重新思考社會運動組織的概念以及形式的重要性,這裡不能不提的是,這個提昇(aufhebung)也有一個危險的地方,就是它同時也可能是「空洞的」(empty)。我們必須明白「空洞的能指」在八十年代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它要抵抗「認同政治」。「認同政治」傾向於將認同(identity)作為「界線」以及「代表」(representation)。用一個經常被引用的例子就是墨西哥的「查巴斯運動」,Zapatistas強調他們不是要代表人民而戰(on behalf of the people),而是和他們一起抗爭(with the people)。前者是代表性,後者則是反代表性的。

我們很容易便將「認同」與「非認同」(同樣「物質」和「後物質」)視為真理(truth)的對立。但「認同」以及「代表」不一定要被置於「真理」的平面,它們也可以被放在「策略」(strategy)的平面上。正如集中(centralization)和分散(decentralization)並不是好與壞或對與錯的對立。將「80後」視為「空洞的能指」忽略了一個個具體的事件(concrete event)。「利東街」、「反高鐵」、「保衛菜園村」等都是一個個具體的事件。某些學術理論的運用再加上傳媒的選擇性放大,類似「集體回憶」、「反政府」、「反殖」等的詞語常常將事件簡化(reduce)為幾乎空洞的東西。它抽空了事件的意義,而這些意義必須是忠於(faith)事件以及主體。換句話說,主體必須通過這些意義而忠於事件。而也只有通過這些事件,才有集體的醒覺。

我想建議的是重點並不在於能指(signification),而是意義(significance)。這些事件的重要性並不在認同(identity),而是認同的過程(identification)。但我們並沒有最終的認同,因為最終的認同是十分危險的。納粹主義便是這樣的一個結果。相反,認同只是其過程的一個個不同的階段。但認同的過程必要的地方在於它能產生意義(significance)。「個人的認同」(identification of the I) 以及「集體的認同」(identification of the We)是兩個無法分開的個人化的過程(individuation)。當我們認為自己是80後時,我們給予自己一個歷史責任﹕我處在一個歷史性的時刻。同時我們這個過程中,形成了一個社區(community)。密集的都市化以及其引致的個人主義(individulism)是一個導致社區毁滅的原因。

相反地,「80後並不代表我們」便是一個個人主義的宣言。在這個句子裡,誰是「我們」?一個很邏輯的答案是「不認同80後的溫和香港市民」。但這些人是一個社區嗎?不是,他們只是尼采所說的牧群(herd)。如果「空洞」這一詞可以挪用的話,那它最好就是用在牧群身上。

文化以及想像

如果以上的黑格爾式辯證能帶給我們一種新的思考和體驗(experience)的話,那麽它也帶給了我們一種限制。這種限制是因為主體被置於一個被動的位置,一來它隨歷史的洪流而飄移,二來所有的抗爭都是否定式的。在當前的論述裡無論是「反殖」、「反政府」、「反高鐵」的「反」都是企圖推翻橫壓在我們身上的東西。但推開之後會是甚麽呢?中國人向來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逼」是一個外力,而這個外力是變化的理由。我們還有另一種選擇或理解,就是肯定(affirmative)地去想像,以及創造意義以及價值。
但這個想像應該從哪裡開始?難道我們還不知道怎樣去想像嗎?小孩子時,我們呆看著天上的白雲(雖然居住在香港的我們大部份人都看不到白雲),也可以想像出一個又一個的故事。但問題是長大了的成年人們,都學會了輕易地將一切想像視之為幼稚以及無法實現的空想。我們的想像很容易便局限在一個框架裡,它是即時的、經濟的想像,幾乎都是被計算在來。而當藝術、文化、學術都是被計算在內時,我們幾乎無法走出一條新的道路。

我們常常忽略了文化以及想像的關係。例如當被批評為「文化沙漠」時,不少人都會挺身而出指「香港有文化」。當然如果我們將「半唐番」、「電影」、「文學」等範疇堆在一起時,我們可以理直氣壯地這樣說。但是這些足以作為「文化」的指標嗎?創意(creativity),並不只是個人的,而是來自文化底蘊。所以創意則是想像,想像才是文化的指標(如果真的需要指標的話)。「文化沙漠」其實是一個「想像的荒漠」。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在歐洲影響深遠的「處境論」(situationism)指倡重新創造處境,例如在語言、建築、理論等等。例如他們重新繪製地圖,而地圖表示的是該區的心理狀況,而不只是街道的劃分。「處境論」要反對的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無所不在的異化,這種異化已不再只是馬克思在《資本論》裡描述的狀況,事實上異化隨著科技、市場滲透至我們生活的細節。「處境論」的領軍人物是Guy Debord,他最為人知的是書是《奇觀社會》(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該書指出境觀社會是異化無所不在的一個表現。這本書讀起來十分黑暗,而且乾澀,但是作者指出因為我們已沒有辦法去完全摧毀消費社會的境觀,我們能做的就是將這些境觀變成一個新的、革命性的「處境」。

這種藝術性的嘗試在香港並不是沒有發生過。二零零七年,藝術家程展緯、劉建華等人在時代廣場舉辦野餐,將一個冰冷,以消費為主的購物中心,變成一個真正的公共的地方。事實上,我們要知道在法律上,商場並不是一個私人地方,而是一個公共地方。但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裡,它是一個由無數私人佔有的地方,我們進去只是購物而已,而同時有二十四小時的閉路電視看著我們,以及保安隨時都準備阻止我們進行任何與消費無關的活動。這一個例子,提醒我們想像是一種最佳的反抗,而這樣的反抗顯示的是文化的活力。相反,在文化工業(culture industry)的論述下,所謂的創新(innovation)都是經濟主導的活動。當文化被視為這些經濟活動的整體時,那想像很易容便走到它的極限。相反地,文化是一塊土壤,它提供我們想像的空間。我們的「土壤」在過去幾十年來已幾近乾癟,不單物理上的土地變成了地產商的搖錢樹,連文化的養份也沒有新的投入而逐漸變得貧乏無味。
如果「80後」運動帶給我們想像另一種可能,那麽我們必須開展出更多的可能和想像。它不只是在藝術上,而且在政治上,例如我們可以完全拋棄當前的民主,重新發展出我們心目中的「德莫克拉西」。例如意大利的「自治主義者」(autonomists)發展出一個理論他們為「參與式的退出」(engaged withdraw)的方法,即是避免正面的對抗,但退開一邊發展自己的社區。在「政治正確」的中庸社會,我們很容易便依附著主流的意識形態,然後逐漸虛耗。最後我想引用弗利德曼在〈香港真正的一課〉裡結尾的句子,它很清晰地告訴我們這種「缺乏想像」的好處,但最後我們真的要懷疑這是否真的是好處。他這樣說﹕

「我們的生產力比香港的高。但我們選擇了,或者被怪異多變的政治主導,將幾近一半的資源都投放在某些活動上,而香港只投放了十五或二十百分百。我們更高生產力表示我們僅用百分之五十的資源便擁有的人均收入,香港則需要投進百分之八十或八十五。」

文章一開始說的轉捩點,也即是我們能否繼續做夢。

 :英國Goldsmiths大學文化研究中心博士研究員,著有《勇敢新世界—互聯網罪與罰》(合著),譯有《無政府主義人類學碎片》(David Graeber),中文文章見於《茶杯雜誌》、《亞洲週刊》等。

註:本篇文章為編者許煜為《80前後:超越社運、論述與世代的想像》一書所撰寫的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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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entry was posted on 24/01/2011 by in Read Online and tagged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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