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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誇中華】從殖民史尋找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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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七年之後,香港的新權貴對殖民時代留下來的一切,從英語教育到歷史建築,皆抱着欲除之而後快的態度。這種態度背後,是一種殖民時代黑暗墮落、殖民主義結束則自然迎來光明前路的老派民族主義史觀。此一史觀,與國內半封建半殖民舊中國vs. 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共產黨史觀一脈相承,同樣蘊含著一種破舊立新的巨大衝動。

香港的主流民主派,孕育於七十年代深受中國革命影響的反資反殖運動,所以也一直擺脫不了這種非黑即白的史觀。他們在批評北京的香港政策時,往往會煞有介事地重申他們對香港結束殖民統治、回歸祖國的興奮心情。他們長期只能做忠誠的反對派,處處被當權派玩弄,無法建構出具想像力與動員力的本土論述,並非沒有原因。

而另一種主要散播於名嘴才子間的反對論述,則靠虛構出一個開明、高效、自由、公正的殖民地香港,來映照今日香港的不濟。這種將殖民地香港童話化的操作,經不起任何嚴謹論證的考驗,所以稱不上是一種史觀,事實上也一直走不出庸俗專欄與吹水節目的小天地。它最多只能是一種鄉愁的宣洩,難成推動社會進步的的實質力量。由殖民地舊精英轉化而成,以保護英式法制與文官制度為綱的「香港良心」或「理性民主派」,本來以為可以將港人對英治時代的鄉愁轉化成其政治資本,但最終都折翼而返、進退失據,即是一例。

一種新的殖民史觀

在中國內地,上述老舊簡化的共產史觀,其實已經逐漸鬆懈。例如近二十年研究十八世紀中國的清史學者,不少已擺脫了開口閉口「滿洲人落後反動封建統治」的臭八股,而對當時清帝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進步,不再視若無睹。又例如不少民國史研究,已超越了除共產黨革命之外無好事的框框,對親國民黨的政治人物和知識份子,也能作出較公正的評價。張愛玲小說能抵著「漢奸文學」這頂大帽子而成為熱潮,則從另一個角度反映傳統共產黨史觀的退潮。反觀在香港談論殖民經驗,有意識和有系統地超越這種史觀,卻是方興未艾。

南韓在民主化與經濟再起飛後,民族自信心大增,學術界近年掀起了再思韓國殖民經驗的熱潮。不少學者嘗試衝破過往「殖民主義」vs.「民族解放」的簡單框架,實事求是地重新檢視韓國的殖民遺產。當中的視角,當可為我們再思香港的殖民經驗提供有力參考。

由史丹福大學的申起旭(Gi-Wook Shin)與印第安納大學的羅賓森(Michael Robinson)統籌、十多位中、韓、美學者參與的《韓國殖民現代性》[1] 一書,正是這一學術思潮的結晶。作者認為,日本殖民主義除了為韓國帶來殘酷壓迫,亦帶來了現代化。殖民者推動現代化,當然是為了一己利益,但當現代化打開的新空間遇上本土不滿現狀的暗湧時,卻會導致反殖意識的形成。殖民者為回應下層反抗而採取的改革措施,加上由殖民地母國傳來的激進思想,又會成為進一步推動反抗運動的催化劑。

例如日本殖民者為宣傳種族同化政策而大建電台廣播網絡,但龐大的帝國廣播網絡,卻成了大韓民族主義萌芽的空間。又例如殖民政府推行婦女普及教育,催生了韓國的女性自主意識。但不少婦運團體卻日益受當時日本的前衛左翼思想影響,將階級解放、民族解放與婦女解放的綱領結合,令婦運政治化。由此可見,殖民統治有時也會帶來社會進步的可能性,但這些可能性,往往要通過被殖民者的抗爭,才能實現。對殖民經驗的肯定,並不簡單地等於對殖民者歌功頌德。或者我們也可以應用這一觀點,再思傳統左派史觀對殖民地香港的兩種闡釋:一、殖民地社會充滿剝削和不公義,華人都生活在水深火熱中;二、在殖民地前景不清的環境下,港英政府的政策,從來只考慮狹窄的眼前利益,香港發展無長遠規劃可言,香港只是「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

殖民地香港的「水深火熱」

戰後的親北京左派,一直強調英治時代香港腐敗、黑暗和不公義,華人都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不過這種論調一直都存在一個缺口,就是七十年代開始香港社會的進步。今天不少帶北京觀點的香港史書籍,都不得不承認自七十年代起,華人社會的生活條件,的確得到持續和巨大的改善。但它們大都將此歸因於整體經濟增長,而小心翼翼地避免將功勞歸於港英政府或左派系統外的民間抗爭。事實上,七十年代之所以能夠成為香港殖民時代的黃金十年,並不單純是經濟增長的結果(只要我們看看今天中國的貪污腐敗與貧富兩極化,便能明白經濟增長與社會進步並無必然聯繫),而有賴當時殖民政府與本地社會建立起新的社會契約(social compact)

七十年代,英國在工黨執政下左翼思潮高漲。當時英國不少左派知識份子都曾對香港的現狀提出尖銳批判。例如比利時伯特蘭羅素和平基金會便在一九七四年發表過一本名為《香港:需要答辯的起訴》[2]的小冊子。它指出港英政府為英國庫房帶來巨大收入,為英資大財團和上海工業家創造了一個賺錢天堂,卻一直讓社會的低下層過着天天勞苦、怎樣努力也無法翻身的絕望人生。小冊子認為如果政治現實不容許英國即時撤離香港,英國便應立刻結束殖民地的不公義現狀,讓當地所有華人享有各種應得的民主與社會權利。

這一小冊子為當時香港土生土長的新一代學運與社運活躍份子帶來不少鼓舞。而它與不少建制內政治精英對香港的態度,亦無太大矛盾。七十年代麥理浩任港督期間大力推動的十年建屋計劃、九年免費教育、綜援制度、社區發展、廉政公署、新市鎮規劃等,便多少帶有英式社會改良主義的影子,標誌着港英政府已揚棄了戰後緊急救濟型的社會介入模式。就以房屋政策為例,麥理浩在一九七二年一次立法局講話中,明言香港低下層的惡劣住屋環境「侮辱了我們的人性、公民自尊與政治良知」,也是「官民間衝突與不愉快恆常和主要的根源」。這與五、六十年代政府有關建立徙置區只是為了消除木屋區為社會帶來的火災、傳染病與罪案風險的功利態度大相徑庭,反而與《香》的人道主義論調不謀而合。

同時,在七十年代茁壯成長的房屋運動、反貪污運動、教師爭益運動、獨立工會運動等,亦承着殖民地政府改革打開的缺口嘗試爭取更徹底的社會變革。反過來看,麥理浩時代的改革宏圖,如果缺乏了這些社會運動的監督與回響,最後或許只會淪為落空的承諾。這些社會運動,更孕育了八十年代爭取結束殖民統治、香港民主回歸中國的政治力量。

七十年代的社會與行政改革,令廉政成為香港的核心價值,更使無數貧困家庭獲得基本生活保障,為其子女創造了向上爬的良好條件。香港今天的中產階級,不少都出身自公屋家庭,通過教育體制而晉身中產行列。如果當年香港沒有龐大的公屋體系和公共醫療體系幫助低下層減輕住屋醫療開支的負擔,政府沒有投入大量公共資源推行普及教育的話,這群人要向上爬,肯定沒有那麼容易。開放的階級流動,為隨後二十多年的社會和諧奠下基礎。六六、六七年的階級戰爭,也因此成為絕響。港英政府雖高舉自由市場旗幟,但在社會政策上,還是頗務實的。

反而在九七年後,新權貴以破壞殖民時代港人辛苦爭取來的公義為樂,極力在滅赤的名義下撕毀七十年代政府與社會建立起的無形契約,在自由市場教條下大搞有香港特色的破舊立新。他們大幅削減社福教育開支、將房委會的公共資產私有化、不斷增加公營醫療收費。他們還抹黑窮人為懶人,或明或暗地指責新移民都是社會負擔。在貧富兩極化和階級流動之門逐漸關閉的趨勢下,香港在七十年代以來建基在社會權利和階級流動之上的社會和諧正在迅速瓦解。今天不少三十歲以下的草根青年怒火中燒,成為新興激進民主派的支持者,可能正預示新階級戰爭一觸即發。

殖民地香港的「狹隘短視」

除了批判殖民統治下華人不見天日之外,香港傳統左派還喜歡數落港英政府怎樣短視膚淺。當年回歸時,董建華和特區新貴便曾拋下豪言壯語,聲稱在回歸後,香港將可告別英治時代的短視,港人終可為長遠未來作宏觀規劃。當時也有青年才俊急不及待地憧憬香港這個「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終於可以成為「我們的時間,我們的地方」。根據這種觀點,當年殖民地政府短視畏縮毫無承擔,一切見步行步。但近年一些學者卻承著國際冷戰史研究的新潮,從冷戰角度重構香港史。這一領域至今雖仍不算多姿多彩,但此嶄新視角卻足可讓我們認識到戰後香港,並非真的在毫無計劃「自由放任」的狀態下漂流。

戰後香港的發展軌跡,背後其實有一個格局宏大的戰略規劃。不過這個大戰略並不屬於港人,而源自倫敦在帝國沒落後以最少資源將其遠東剩餘影響力最大化的綿密籌謀。而這一籌謀又服務於英國,確保其在美國全球冷戰體系中老二地位之國家定位〔最近英國歷史學家布萊克(Jeremy Black),即點出了○○七系列中「足智多謀的MI6特工夥拍資源豐厚卻笨手笨腳的CIA 特務」之諜戰想像,正體現出英國在冷戰體系中的自我定位[3]

五十年代港英在各領域形成了影響深遠的施政模式,例如大致保留左派人士言論自由,但在鎮壓遊行罷工等實際行動時卻絕不手軟;又例如在強調「不干預」和限制政府開支的同時,不惜工本建造令不少正牌福利國家汗顏的龐大公屋體系。

如我們將這些個別政策串連起來,便不難發現這些看似相互矛盾的措施,起碼在結果上與英美的全球冷戰布局配合得天衣無縫。左派能在港自由活動,令香港成為美國特務機構收集中國情報的最重要渠道。對示威活動的嚴控和慷慨的公屋政策,則令左派難對社會和政局的穩定構成太大威脅。例如過去便曾有研究發現,五十年代起的公屋發展乃包含瓦解木屋區左派反政府動員網絡之計算;也有研究證實廉租屋大大降低香港工人階級的生活成本,乃港英製造勞資和諧的重要條件。

凡此種種,加上北京要忍著「國恥」保留香港這扇窗口的苦衷,令香港在冷戰如日方中之時成為西方的對敵情報中心和美軍可靠穩定的補給站(老灣仔的紅燈區,乃美國越戰老兵集體回憶的重要部份)。英資能以香港為據點,分享到剛起飛東亞經濟體系的繁榮;對英國來說,更是家道中落之際的意外紅利。

當然,在更多當年港英和倫敦制定香港內部政治社會政策過程曝光之前,我們不能完全確定這些政策當中的冷戰考量到底有多重。但從廣為人知的英國介入新加坡政治社會發展的歷史,我們卻可清晰看到冷戰戰略對倫敦制定遠東據點經營戰術的影響。

五、六十年代星洲正被族群和階級衝突搞得腥風血雨。以閩南籍華人為骨幹,對中共趨之若鶩的左派組織,在當地政治鬥爭中節節勝利。正在部署撤出馬來半島的英國人看到馬六甲海峽出現一個北京衛星政權的可能性,以及傳統親英賢達的不中用,即開始「唔理左右最緊要就手」,在左派內部扶植自己人,部署以左派策反左派。客家籍的左翼反殖領袖李光耀,即在其閩南共黨盟友無所察覺下暗通英國軍情系統,最後借助後者之力在一九六三年發動政變,一舉將共黨勢力肅清乾淨。

其後李一手大搞比港英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公屋和社福政策,另一手實行白色恐怖,消滅左派再起的土壤。新加坡因而被穩固地嵌進冷戰反共陣營之中。英國單憑香港和新加坡兩個殖民和前殖民商港,確保了南中國海和馬六甲海峽作為反共前沿區間的安全。這兩個區間,即與受美國直接控制的日韓台連成堅固的東亞海洋圍堵鍊。

由五十到七十年代日本和所謂東亞四小龍的經濟起飛,其實源自美英在其東亞戰略部署下,大舉向圍堵鍊中各國提供其他發展中地區望塵莫及的經濟優惠--包括慷慨的財政援助和讓這些國家的工業製品長驅直進歐美市場等。甚麼儒家倫理、有效國家干預等,其實都是次要因素。八十年代冷戰結束,新加坡即精準把握走出美英冷戰布局的機遇,開拓了一條愈來愈精彩的左右逢源之路。它從美日跨國公司的加工站升級成擁有自己高增值產業的實力單位,並成為中國、印度、東南亞各國間的經貿金融樞紐。它一面繼續擔當美國確保馬六甲航道暢通太平的可靠盟友,另一面又與崛起中的中國破鏡重圓,還曾自告奮勇擔當兩岸調停人的角色。

相反,香港在冷戰結束後回歸中國,不少人假設香港不用費力探索新路,只要被動地服務於中國發展的大戰略即可:在政治上打造對台灣有吸引力的一國兩制典範,在經濟上成為「中國的國際金融中心」。但事實並非這樣簡單。民主化令台島的本土主流民意現形、國民黨為了執政也急著本土化之後。北京現在已鮮提﹁以一國兩制解決台灣問題﹂,有人甚至已在暗暗打量兩岸簽訂五十年維持現狀協議的主張,將台灣問題留給下一代人解決。北京當初爭取台灣成為第二個香港的自信,早已被防止香港成為第二個台灣的恐懼取代。

至於在經濟上,香港金融市場的對外開放優勢,長遠來說總會在人民幣自由兌換後消失。國際化金融專才的優勢?只要我們環顧眾多來自大陸、現正任職跨國金融機構高層、隨時海歸的哈佛MIT 芝加哥博士,我們便很難再那麼自戀。香港現時雖是中國重磅企業的海外上市首選,但在全球各地金融市場拼命加入分餅和上海進一步開放的前景下,這一優勢亦遲早被陰乾。最近北京建立人民幣結算試點,當中香港要與廣州與上海等五個內地城市分享這項「人民幣國際化橋頭堡」的任務,證明香港在國家的戰略規劃中,已再沒有獨一無二的地位。

這幾年香港的確因中港融合而獲利良多。但對於香港到底對中國有多少長遠戰略價值,我們也應有清醒的認識。香港廠商當年進軍大陸啟動中國經濟起飛,大家飄飄然以為中國改革開放沒了港資不成。到了日韓台星美歐資本爭相湧入中國的今天,地方政府一聲產業晉級保護環境,幾十年如一日至今仍只懂搞山寨廠血汗工場的港商,立時被無情地趕到內陸山邊,封廠罰款。當中的教訓,值得我們反覆細味。

繼承和超越香港的殖民遺產

既然香港的社會進步與全球戰略位置,皆源自殖民時代,那麼我們要建造一個自由公義、有長遠宏觀視野的新香港,便不能與過去的殖民經驗一刀兩斷。怎樣繼承和超越香港的殖民遺產,讓殖民時代出現的社會進步和香港在東亞地區與全球的戰略價值,不致在殖民統治結束後倒退和消失,乃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大課題。

香港的殖民遺產,並不由過往的英國殖民者擁有。世世代代的香港人,也是有份締造這份遺產的一份子。要延續這份遺產,更不能通過將經營香港的責任往北京轉移來完成。說到底,北京對香港社會內部的改革與進步,並無切身利益,反而常常充滿猜疑甚至敵意,害怕井水犯河水。保持香港在全球政治經濟體系中的特有價值,在中國已經成功起飛、其他中國城市爭相崛起的背景下,已再非北京的重要考慮。要繼承和超越香港的殖民遺產,便只能靠擁有主體意識和掌握全球發展趨勢的香港人自己來完成。這,不正就是「港人治港」的原意嗎?

[1] Gi-Wook Shin and Michael Edson Robinson. Colonial Modernity of Kore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1999).

[2] Hong Kong Project and Bertrand Russell Peace Foundation. Hong Kong, A Case to Answer (London: Research Project; Nottingham: Spokesman Books, 1974).

[3] Jeremy Black. The Politics of James Bond: From Fleming’s Novel to the Big Screen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0).

本文擷自《浮誇中華:大國雄起與香港主體的前世今生》,作者:孔誥烽

浮誇中華

 延伸閱讀:《少年香港:天朝帝國下本土主體的成長》孔誥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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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entry was posted on 28/01/2016 by in NewsRead Online and tagged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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